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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世纪60年代初的一天配资平台哪家可信赖，周恩来的一位侄女周保庄，突然向自己这位伯父说起了心事。说着说着，她还委屈地哭了起来……

原来，周保庄向总理倾诉的，是一件已经困扰自己多年的事情：由于自己的父亲、即周恩来的堂弟周恩彦，曾在新中国成立后初期坐过牢，导致这些年来，身为女儿的她深受影响，始终无法加入中国共产党……

周恩来

于是，周保庄向伯父周恩来提出，自己想和父亲断绝父女关系，并在报纸上公开声明。

听了侄女这番话，周总理以长辈的身份，对其进行了谆谆教导。经过周总理这番劝说，周保庄最终打消了与父亲断绝关系的念头。

那么，周恩来究竟是如何劝说自己这位侄女的？他的这位堂弟周恩彦，又是因为什么事被投入监狱的呢？

关系亲密的堂兄弟 抗战时期帮过周恩来忙

时间回到1949年10月14日。这一天，广州迎来了解放。而当时，周恩彦一家正在那里生活。

当周恩彦从新闻里得知，自己的堂兄周恩来，此时已经是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时，内心非常激动。他对自己的几个儿女说道：“你们的七伯现在是新中国的总理，我们赶快和他联系。”

于是，当广州的邮政业务恢复后，周恩彦立即以长子周保昌的名义，向身在北京的堂兄发去电报，表示希望周恩来可以为他们父子，在新生的政权内安排一份工作。

周恩彦之所以如此“不见外”，是因为他和周恩来的关系非比寻常。作为周恩来三伯父周贻谦的独生子，周恩彦小时候，就是和周恩来一起长大的。

不仅如此，当1910年周恩来离开淮安前去东北读书时，带着他的正是周恩彦的父亲周贻谦。后来，19岁的周恩来东渡日本求学，周贻谦又慷慨解囊予以资助。

周恩来

到了1928年，在天津开展革命活动时，周恩来曾一度遇险。关键时刻，周贻谦挺身而出进行营救。可以说，从童年到青年时期，周恩来得到了这位伯父许多帮助。

而当1919年周恩来从日本回国后，他和在天津读书的周恩彦接触又多了起来。比周恩来小几岁的周恩彦，从自己这位堂兄身上学到了很多，并于1920年考入天津南开中学，成为又一位毕业于这所学校的周家人。

告别学生身份后，周恩彦先是在天津津浦铁路会计处担任司事，又在1932年调往粤汉铁路会计处，并在后来成为课长。

1938年，随着抗日战争的持续进行，作为中共首席和谈代表和中共长江局的负责人，周恩来在武汉三镇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。于是，他和在汉口工作的堂弟周恩彦的交往，又多了起来。

当时正值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期，在国民政府的邀请下，周恩来出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。而在当时的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里，架设了一个大电台。通过这个电台，周恩来既可以与国民政府方面联系，也可以和中共延安方面进行通讯。

然而，心思缜密的周恩来，出于对国民政府有朝一日将此电台查封的担心，决定再秘密设立一个小电台，以继续保持和延安中共中央的联系。

抗战时期的周恩来

很明显，这一设立小电台的事具有高度机密性。而它设立的地点，更是重中之重。

经过一番考虑，周恩来决定将这个秘密电台，设立在周恩彦家里的小阁楼上。为了替堂兄保守这一秘密，周恩彦冒着极大的风险，进行了很多工作。

据周恩彦的儿女们后来回忆，当时自己的父亲曾一个个拍着他们的脑袋，严格地进行交代：“绝不能去楼上玩耍！”而直到多年后，他们才明白原因。

后来，由于侵华日军大举进犯武汉，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办事处便跟随国民政府一并撤走，而那个秘密小电台，也一次都没有使用过。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，周恩彦能够冒着风险帮助周恩来和中共，已经表现出很大的勇气，以及对中共的支持。

周恩来认周恩彦儿女为嗣子女

事实上，当时在武汉期间，周恩来不仅同周恩彦接触颇多，还曾将他的一对儿女，认作了自己的嗣子女，并举行了相应仪式。

这件事情，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。彼时，虽然国共两党已经实现了第二次合作，但在长年累月的舆论影响下，中国很多民众对共产党的印象不太好，觉得他们为了革命六亲不认，对亲情人伦视如草芥。

作为共产党在国民政府里的一面旗帜，周恩来深刻感知到了这一点。恰巧此时，他早年间的革命同志、当时担任国民政府湖北省教育厅厅长的赵光宸，提出了一个建议：将周恩彦的小儿子周保章和小女儿周保庄，过继给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作嗣子女。

说到赵光宸，他和周恩来的渊源，可不是一般的深。两人不仅是南开时期的同学、觉悟社的共同成员，还曾经一起旅欧投身革命运动。不仅如此，在1921年春天，当周恩来在柏林万赛湖的一艘游船上，经张申府刘清扬夫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时，赵光宸也在一旁进行了见证。

左一赵光宸 左二周恩来

虽然后来，赵光宸脱离了中共党组织，专心从事教育工作，但两人间的情谊，并没有因此疏远。此番与老朋友在武汉重逢，他对周恩来的统战工作，给予了很大支持。当看到周恩来还没有自己的子女，便提出可以按传统习俗，将周恩彦的子女出嗣，过继给周恩来夫妇。

其实，以周恩来本人的胸怀，他对自己有无子女一事，并不非常看重。但鉴于当时很多人对中共的消极看法，作为共产党员代表的他，决定借此机会，用事实打破人们的刻板印象。

就这样配资平台哪家可信赖，在周恩彦方面的同意下，双方商定：进行完过继形式后，两个孩子依然留在亲生父母身边。

1938年下半年的一天，这一过继仪式在汉口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楼顶阳台举行。在赵光宸妻子桑春兰的主持下，周保章和周保庄兄妹进行了磕头、拜祖宗等一系列仪式，正式成为了周恩来夫妇的嗣子女。

仪式结束后，邓颖超高兴地左手搂着周保章，右手抱着周保庄，拍了一张合影作为纪念。

周恩彦入狱 周恩来不徇私情

时光荏苒，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，周恩来随毛泽东前往重庆，与蒋介石等人进行谈判，商议中国的前途问题。

在紧张的谈判间隙，周恩来还特意约周恩彦前往重庆，进行了一场长谈。这对兄弟，从深夜1点，一直聊到了天明。

在这场谈话中，周恩来交代自己的堂弟，一定要认清形势，千万不要做有害于革命的事。不仅如此，他还说服周恩彦，让其将自己的两个儿子周保常和周保章，送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，并约定好了接送他们的时间和地点。

周恩彦夫妇

然而，由于时局的变化，再加上1946年长江和嘉陵江的春汛，住在江北溉澜溪的周保常和周保章，最终没能如约前往，留下了终身遗憾。

不久之后，国共内战再次爆发。随着国民党的日益败退，中国的命运愈发明朗起来。

此时的周恩彦，虽然还在为国民政府工作，却因为自己与周恩来的特殊关系，受到了国民党特工们的重点关照。他们先是要求其加入国民党，在遭到婉拒后，又对他进行了跟踪监视。

1948年上半年的一天，周恩彦家里买了一台干电池收音机。本来只是作为家用，没想到这一小小的物件，竟引来了特工们的怀疑。

这天清晨，几名彪形大汉突然闯进了周恩彦家里。他们先是大声问听的是哪里的广播，接着又强行将机器拆开，检查其是否可以发电报。

这一事件，让周恩彦一家深受震撼。为了不再终日战战兢兢惶惶不安，周恩彦经过考虑，决定同意加入国民党，只为了保护自己一家人的安全。

然而，进入1949年后，解放军已经以不可阻挡之势，席卷了中华大地。为了迎接解放，南方各地纷纷成立“应变会”。

此时的周恩彦，正在湖南衡阳工作。由于他是周恩来的堂兄弟，便被众人推选为粤汉铁路局衡阳苗圃应变委员会的副主任。

国民党特工知道此事后，立即向当地主政的白崇禧进行报告。白崇禧一看“周恩彦”这个名字，立即紧张地问：“他和周恩来是什么关系？”

得到答案后，白崇禧立即下令，对周恩彦进行严密监控。此后，这位周恩来的堂弟，不得不跟随国民党铁路系统转移到广州。

白崇禧

于是，便有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。周恩彦怀着期待的心情，向周恩来发去了那封电报。以自己和堂兄的关系，他觉得此事不会有什么问题。

可出乎周恩彦意料的是，在堂兄给自己的回电里，只有七个字：“请到原单位报到。”

周恩彦看着这封电报，感到非常惊讶。他没有想到，已经身居高位的这位堂兄，会对自己如此不讲情面……

但很快，周恩彦就想明白了：周恩来不仅是自己的堂兄，更是一名共产党员；而这种不徇私情的做法，正体现了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。

于是，周恩彦决定听从堂兄的意见，于10月底回单位报到。很快，他被委任为广州铁路分局财务科副科长。

1951年2月，周恩彦被调往武昌铁路分局财务科，继续担任副科长。在这片熟悉的土地，他不时回想起当年和堂兄度过的日子……

可他没想到的是，一场巨大的打击，正在向自己袭来。

1951年12月，由于自己曾经参与过国民党分区委的活动，还曾经在家中容留反革命分子，周恩彦以反革命罪和包庇反革命罪的罪名，被判决入狱7年。

事实上，周恩彦确实担任过国民党区分部委员，但那是他加入国民党后，有关部门主动提供的。况且，在任职期间，他也并没有什么害人坑人的行为；至于容留反革命分子，也是单纯出于朋友义气，并且对当时的法令不够了解造成的。

不仅如此，周恩彦虽然不信马列主义，但也并不反对中国共产党。不然，他也不会在抗战时期，冒着那么大的风险，在自己家里秘密架设那个小电台。而对于国民党打压学生运动、国统区物价飞涨等问题，周恩彦也曾直言不讳地批评。

按理说，作为新中国总理的周恩来，对于这位出事的堂弟，完全可以出面讲几句。特别是当年周恩彦帮助架设秘密电台的事，如果说出来，很可能能为他减刑几年。

周恩来

然而，周恩来并没有出面。而周恩彦也老老实实地接受了处罚，并先后被送到沈阳新生砖瓦厂和内蒙古安北农场进行劳动改造。

但是，对堂弟这件事，周恩来也并没有袖手旁观。他从自己的工资里拿出50元钱，让弟弟周恩寿寄给正在服刑的周恩彦。不仅如此，周总理还给堂弟写了一封信，嘱咐他老老实实进行改造，争取早日重新做人。

事实上，在周恩来心里，对这位堂弟是很关爱的。1939年3月，当他去祖籍地浙江绍兴的祖居续写家谱时，便特意在上面写下了“周恩彦，妻葛少文”的字样。这是除自己和邓颖超之外，周恩来在《老八房祭簿》上写下夫妻两人名字的唯一一个兄弟。

然而在周恩彦入狱这件事上，周恩来虽然很痛心，但出于高度的廉洁自律，他最终没有出面或插手，体现了刚正不阿、大义灭亲的品质。

在周恩来的影响教育下，周恩彦兢兢业业地进行了劳改，最终获得减刑，于1957年1月被提前释放。后来，周恩来在和自己亲属们谈话时，曾提到堂弟周恩彦：“叫他去劳改，他没有怨恨情绪。”

周保庄欲断绝父女关系 周恩来及时劝阻

周恩彦重获自由后，前往了在东北锦州生活的大儿子周保昌那里。而他的小女儿、曾在当年被周恩来夫妇收为嗣女的周保庄，却逐渐记恨起了自己的父亲。

虽然在家里排行老末，但周保庄的革命热情非常高涨。她15岁时便开始参加工作，曾先后被评为全国铁路系统和妇联的先进工作者。

尽管这样，周保庄却因为父亲周恩彦的黑历史，导致自己一直无法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眼看自己的年龄越来越大，周保庄的内心充满了委屈和不甘。

终于，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一天，她找到了伯父周恩来，把自己的心声一吐为快，并表示想要登报断绝和周恩彦的父女关系。

周恩来

周总理听完侄女的想法后，循循善诱地对她说道：“你爸爸虽然做了对党不该做的事，但是他现在年龄大了，已经不能自食其力了。如果你现在和他断绝关系，就是把他推给国家和社会，这样更不利于对他的改造。更何况，你们之间的血缘关系，还是断绝不了的。”

听了伯父这番话，周保庄最终回心转意。她不仅没有和父亲断绝父女关系，还决定在自己42岁时便退休回家，将父亲接到身边进行赡养。

就这样，周恩彦来到小女儿家里居住并照料家务。1962年1月27日，57岁的周恩彦在安徽芜湖去世，周保庄陪伴父亲走完了人生最后的时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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